通过前二十年（六七十年代）临床经验的总结，加上对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并烂熟于心，父亲在八十年代初期响亮提出：五脏宜通，三焦无处不在，膜腠是气血津液流通出入的通道。
这一学术思想的提出，开始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还有声音说父亲是“别出新裁”，那段时间父亲情绪低落，常常哀声叹气。
后来邓中甲老师和泸州医学院的邱忠志老师劝父亲说：“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老师你写你的，现在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没人能阻止你”。这样才有了现在大家都认可的膜腠三焦，五脏宜通的学术观点。
我们家大哥在老家，姐姐出嫁后，父亲母亲便带着弟弟、妹妹和我，共五口人。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每月73元，姐姐出嫁后还会每月拿点钱回来帮助父亲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那时我在读高中，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坐在窗前开着台灯早读，父亲进房来说：天都亮了，把灯关了！我随手关了灯，隔了一会儿，我以为父亲早出去了，就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结果听到父亲在身后说：“叫你节约用电，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我一个人有多难”。我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离开房间，回过头去看父亲，他满脸愁容。我低下了头，从那时开始，我就想早点工作，好为父亲减轻负担。
我见父亲第一次流泪是八十年代初，具体那年记不清了，是彭履祥教授去世，父亲叫母亲给他50元钱，然后对我们说：“我的老师，你们的彭爷爷去世了，我一进学校就跟随彭老，我得去送送他”。
第二次见父亲流泪是住我们家楼上的郭仲夫郭伯伯因出车祸死了，父亲说：“你郭伯伯是中医学院理论和临床都很少见的老师，可惜了。”之前郭伯伯经常来我们家和父亲讨论医学，那时我还没学医，只记得他俩不止一次谈到苦葛根藤治类风湿效果好之类的话。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很忙，除教学任务外，每周要去省疗养院为老干部看病，当时又是四川省中成药新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主要负责新药处方审核。
那时候重庆还没划为直辖市，有一个药厂的厂长来找父亲给他们的新药写方解，请父亲在评审会上帮他们的新药说话，拿了二千元钱给父亲，父亲说：“新药生产关乎人命，如果没有效果，给再多的钱也白搭，如果我收了你的钱，就是开后门，人命关天。你要有信心，快把钱收回去！”厂长听了很高兴，把钱收了起来。这样的事不止一件，父亲都是坚决拒绝！
那几年父亲给进修班上课，进修班的学生都爱来我们家玩，有一个学生就对父亲说：“陈老师我们盖的被子只有一床，又薄，这都元旦节了，好冷哟，我们都反应过，可没人理我们，您老能不能帮我们去说一下”。
父亲答应了，第二天去找到管后勤的处长，说明了进修班学生的要求，请他们尽快解决，这个处长在叫下面工作人员办的时候说：“你们要尽快去办，陈潮祖老师发最后通碟了！”
后来这句话传到了父亲耳朵里，他就不高兴了，专门又跑去找到处长问：“什么叫最后通碟？我一个教书老师那敢发什么通碟？学生给你们反应过，你们不理他们，叫我再次帮忙转达，这叫最后通碟？”处长赶紧道歉。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学生，
会给学校领导吵架的一个人！
记忆中的父亲在八十年代中期，每天都有伏案急书，每一章初稿完成后有时会找人帮他抄写，他继续写其他章节，父亲说要找字写得工整的人抄写，不然出版社认不了。
那些年先后有父亲的大哥陈湖祖；学生：陈建平、吴萍、田忆芳以及弟弟陈逸等都给帮父亲抄写过，父亲不要我抄，说我：“你的字见不得人”。
《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二版和《中医病机治法学》都是在这几年完成的。休息的时候父亲也爱看武侠小说，那时候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就用粮票去换书。
十五斤全国通用粮票换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几年父亲把金庸、梁永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收齐全了的，父亲给我说：“金庸想象力很丰富，梁永生文学功底比金庸还好，古龙我不看他的书。”
八六年的一天，父亲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几副画来，让我拿去裱起来。他说：“这是请我中学时的老师，原来宜宾画院的唐老师画的梅、兰、竹、菊、荷花、青松。我喜欢这六种植物，而这六样植物又代表着这一时代的六个伟人。
梅花：陈毅元帅喜欢梅花，他的《梅岭三章》是多么的有气质。兰草：为人低调，身居幽谷无人亦自芳，正是像我们的邓颖超大姐，参加革命早，经过长征，但一直默默的工作着。
翠竹：虚心而多节，正是小平同志一生的写照。荷花：周恩来总理岀身的家庭当时条件算不错，可早年就投身于革命，正是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菊花：不畏惧严寒，傲霜独开，就是贺龙元帅。青松风吹不倒，大雪压不弯，一直挺立着的就只有朱老总了”。
父亲又对我说：“你谢克庆叔叔说要给我刻一个图章，问我刻什么，我便请他给我刻了：‘六爱主人’这几个字，我这六爱主人就是爱梅、兰、竹、菊、荷花、青松而来的。”
八十年代后期，父亲为了培养成都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梯队人才，他主动让出了教研室主任，让年轻的邓中甲老师担任。
他当时说：“我算成都中医学院方剂室第一梯队，邓中甲老师这一批算第二梯队，还要培养贾波老师他们那一代的三梯队，总之每一代都要培养接班人，这样成都中医药学院的方剂学科才不会落后于其他中医院校。”
九零年的暑假，为了更好的送医下乡，方剂教研室买了一台耳诊仪，是通过电流从耳部相应的穴位检测五脏的病变，到山区的乡卫生院去，由叶品良老师负责操作诊断，父亲根据检测结果再把脉处方。
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医馆，中医要发展，还得走出去，到基层去，当时那些乡卫生院的院长很多都是曾经来中医学院进修班学习过，认识父亲，父亲先给他们联系好了才去的。
山区缺医少药，又没有检查设备，每到一个乡医院，遇上逢场天，叶老师和父亲还很忙，我就跟父亲抄方，一个病人检查加处方，叶品良老师和父亲两个人一共挣五元钱，然后拿回教研室还要进行再分配。
记得刚到宜宾县蕨溪卫生院，有一个小女孩姓朱，15岁，高热（39～40度），时有谵语，头痛剧烈，乡医院输青霉素也退不了热，怀疑是脑膜炎，正准备转院到宜宾市去治疗。
正好父亲、叶老师和我去了，乡医院管住院的医生，可能也是想看看成都中医药学院教授的水平究竟如何，就叫家属不慌转院，说：“让他们看看再说嘛！”
父亲问了病情：高热持续39～40度，已经三天了，头痛剧烈，烦躁不安，时有谵语，青霉素用到了1600万单位（80万一瓶，用到了20瓶）。
查体：一压肚子，病人叫痛，问家属，病人已经有七八天未大便了，舌红，苔微黄少津，脉洪大。
父亲让我开了大承气汤合白虎汤，中午服的药，到下午五点左右病人上了两次厕所，八点左右热退，头已不痛了，肚子也不痛了，第二天便回家去了。
我问父亲：“难道乡医院的医生一个阳明腑实证都不认识？”父亲说：“这个病人刚进医院时，可能没有腹痛拒压这些表现，可能是后来才有的症状，他们就被高热，头痛，烦躁所迷惑，就认为可能是脑膜炎。
那知，阳明有热，从少阳三焦上攻于脑，也会让人头痛，烦躁，谵语，本来用大承气汤釜底抽薪就行，但热入气分，合白虎汤更好”。
也许是因为这个病人“一炮打响”，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蕨溪卫生院呆了一个暑假，天天病人都多，逢赶场天就更多。
暑假快结束了，有一天叶品良老师想考考我，问我：“师弟跟着老师抄了这么久的方了，老师都用了些啥子方哟？”我说：“三仁汤用得多”。他又问：“就三仁汤？”
我说：“蒿芩清胆汤和麻杏石甘汤，藿朴夏苓汤，小柴胡汤都开得多。”叶品良老师笑着说：“这个季节我想也应该是这些方”。
我的父亲（三）
1991年春节后我开始毕业实习时，父亲对我说：“我现在没上门诊，不能带你，我给你写了几封信，你去找这几位老师，他们都是我们学校出去的，我都曾经教过他们。在学校的几位老师我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就没写信，你去找他们就行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中医实习生活，侍诊的第一位便是成都中医学院退休老中医门诊部的张贵文老师。第二位是艾儒棣老师，第三位是江秀成师兄。
父亲写给外地老师的信，除信封不一样，称呼不一样，内容都一样：“今儿子陈述来你处跟诊学习，请帮忙解决吃住问题，容我后谢。陈潮祖”。
拿着几封信，我便到乐山龙治平老师，德阳黄仁礼老师，双流侯富成老师那里去跟诊学习，毕业实习先后跟了六位老师。
这个过程中，从几位老师的口中了解到父亲当年带他们实习和给他们上课时的很多情景，他们都很敬佩父亲。
那几年乙肝病人特别多，对乙肝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大家有些恐怖这个病，我实习中途回家，父亲告诉了我一个治乙肝的基础方：鳖甲30丹参20黄芪30党参30猪苓20贯众15淫羊藿30郁金12北五味子15甘草10南山楂15。
然后再随症加减，后来这么多年我用这个方加减还真的让乙肝阳性转阴了不少。
1992年父亲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首批500名名老中医之一，带学术继承人的导师。
在选学术继承人时父亲首先选定了宋兴老师，当时规定可以选二人。有几个学生分别来找到父亲，希望能当他的第二个继承人，可能是有些让父亲为难，父亲说：‘’我已经选了一个宋兴了，另一个听学校安排吧‘’。
就这样可能伤了几个学生的心，那几个学生都是对父亲很不错的。
我第一次见学生给父亲磕头，是宋兴老师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出师大会回来，把父亲牵到藤椅上座下，宋兴老师对父亲说：“老师！我跟了您三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出师大会，您指导我写的论文，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高度点评，作为优秀论文在大会上交流，赢得了多次长久的掌声。今天我出师了，必须要给老师磕三个响头”。
父亲说：“要不得”！便要起身，宋老师硬是又让父亲座下说：“老师！这个您必须接受”。父亲没有再推，受了宋老师三拜。整个过程让我感动万分。
我的父亲（四）
陈老学术思想及生活片段的回忆
1. 求学之路
陈老生于1929年正月初三，1948年考入四川宜宾师范学校，由于学校课程较少，便开始研读医书，因而常受到同学嘲弄。
1957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面向四川各地招生，陈老以各科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成都中医学院，且因其曾就读于师范，语言组织能力及文学功底好，被留校任教。
2. 临床诊病
20世纪60-70年代，生活条件艰苦，设施相对缺乏，因而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医书，并经常带学生去医院实习。
在此期间，积累收集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病例资料，也正是在这20-30年期间，为陈老后来《中医治法与方剂》的补充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在70-80年代，陈老便已盛名广传于外。四川省委要求成都中医学院推荐一名临床疗效较好的教授每周到四川省疗养院为离休干部看病，在众多的中医老师中，父亲被推选出去了。
80年代四川省委某领导因患癌症于华西医院住院治疗，省卫生厅组织了专家会诊，中医学院、省中医院、华西医院、四川省中医研究院共派出专家8人一同会诊。
要求每位专家提出一份自己的治疗方案，最终商讨后，决定采用陈老的治疗方案。经过保守治疗，该领导继续生活2年，后转至北京某医院治疗，一月后去世。
3.家人团聚--孩子命运的转折点
1979年，陈老50岁之时，上级发文称中级职称以上职员可携带家属于成都生活。为了孩子可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陈老决定将孩子带至成都，并写一对联表达其心情：吾年半百转瞬六旬仍然七零八乱，离桑梓迁蓉城非我本愿勉强从之。
80年代，陈老提出“五脏宜通”“膜腠三焦”等观点，受到诸多质疑，经临床大量病案验证后，此学术观点终于在其书籍中得以呈现。
陈老晚年一边在门诊诊病，一边带教，言传身教，坚持以论明理，以案立论，力求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做到论实理透，学生皆受益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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